在孩提时代，迪尔德丽·沙利文从父亲那里学到，要永远去参加葬礼。现在，这位NPR听众认为，这些简单的仁慈行为与宏大的姿态同等重要。

我的父亲教导我这一点。他第一次直接对我说这句话时，我16岁，正试图逃脱去拜访我的五年级数学老师埃默森小姐的灵堂。我不想去。我父亲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迪，你要去。永远去参加葬礼。为了家人而做。”

所以，我父亲在外面等着，我走了进去。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：我是那里唯一的年轻人。当吊唁队伍把我送到埃默森小姐震惊的父母面前时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发生了这一切”，然后匆匆走开了。但是，为了20年前表达的这种非常奇怪的同情，埃默森小姐的母亲仍然记得我的名字，并且总是含着泪水向我打招呼。

那是第一次我独自一人去参加葬礼，但我的父母多年来一直让我们孩子们去参加葬礼和灵堂，这是一种习惯。到我16岁时，我已经参加过五、六次葬礼了。我记得在葬礼上两件事：无限量的免费薄荷糖和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说的话：“孩子们，你们不能不出去就进来。永远去参加葬礼。”

听起来很简单——当有人去世时，坐上你的车去拜访灵堂或参加葬礼。我能做到这一点。但我认为，参加葬礼的个人理念意味着更多。“永远去参加葬礼”意味着当我真的、真的不想做的时候，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。当我能够做一些小小的姿态，但我并不需要做，而且我肯定不想做的时候，我必须提醒自己。我指的是那些对我来说只有不便，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意义重大的事情。你知道，那些参加人数少的可怜的生日派对。在欢乐时光期间去医院探望。为我前男友的叔叔打电话拜访。在我的平淡生活中，日常的斗争并非善与恶之间的斗争。它并非史诗般地如此壮丽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真正的斗争是做好事和无所作为之间的斗争。

在参加葬礼的过程中，我开始相信，在我等待做出伟大的英雄壮举时，我应该坚持那些让我分享生活中不可避免的、偶尔的灾难的小小的不便。

三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四月夜晚，我的父亲因癌症平静地去世了。他的葬礼是在星期三，工作日的中午。几天来我一直在麻木，不知何故，在葬礼上，我转过身，看了看教堂里的人们。对它的记忆仍然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见过的最人性化、最有力量、最令人谦卑的事情，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，一个挤满了感到不便但相信要参加葬礼的人们的教堂。

迪尔德丽·沙利文在纽约州锡拉丘兹长大，在世界各地做着零工，然后在西北大学学习法律。沙利文说，她父亲给予她和家人的最大礼物，是他如何引导他们度过他死亡的过程。